枣树下的旧时光

中秋节回老家，还没坐稳，姨便打电话过来，让去摘冬枣。我和姨家在一个村，只隔了几个胡同，不一会便进得院来，一眼就望见了那棵冬枣树。果然如姨所说，满树的果子沉沉地坠着，一颗颗圆滚滚的，青黄的表皮上晕着些赭红，像是未施匀的胭脂。夜里刚下过雨，叶片与枣子上都擎着些亮晶晶的露水，风一过，便簌簌地滚落下来。姨说，“这棵枣树还是你家盖新屋时，由于碍事又舍不得砍掉，移栽过来的”，“本来移过来老树没成活，但底下又抽出了新枝，活过来了，现在树上又和原来一样嫁接了长枣、冬枣等等。”

     儿子和侄子们早已按捺不住，拿着姨递过来的一件“摘枣神器”——一个长长的铝杆，顶上带着小剪口和布兜，小心翼翼地伸向一簇枣子。他只轻轻一拉，几颗带着湿漉漉凉意的冬枣便落到了兜里。他迫不及待地取出一颗，在衣服上蹭了蹭，便送入口中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眉眼都笑弯了，连连说：“真甜！”那清甜的滋味，仿佛一下子将秋日的萧索都驱散了。

       我看着那件精巧的工具，心里却泛起一阵模糊而亲切的喧闹。我们小时候，哪里见过这等“神器”呢？那时老家的枣树，多是些瘦高的金丝小枣树。到了季节，满树点点嫣红，是我们的珍宝。我们这些孩子，摘枣的法子是最原始的。要么把旧背心使劲往裤腰里一扎，做成一个临时的“布袋”；要么就凭着那一股猴儿般的灵巧，或蹬着摇晃的板凳，或直接手脚并用地爬到树上，有时甚至敢颤巍巍地站到矮墙头、房檐边，只为够到那最高处、被阳光晒得最透的一颗。摘下的枣子，并不用容器，只一颗颗地放进背心兜里。不一会儿，胸前便鼓鼓囊囊地坠了一大包，走起路来，里面的枣儿相互碰撞，发出好听的沙沙声。我们便顶着这一胸口的甜蜜与满足，和小伙伴们聚在一起，比着谁摘的枣最红、最大，然后一边吃，一边在枣树下玩着百玩不厌的游戏。那时为了这一口吃食，真是手脚并用，浑身的机灵劲儿都用出来了。

       枣子熟得透了，便要“打枣”。这在我幼时看来，简直是一场盛大的仪式。母亲会找出几床旧衣服改成的包袱皮，或是用了多年的旧床单，平平展展地铺在树下的土地上。父亲则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，或轻轻地敲打那挂满果实的枝桠，或用力地摇晃那粗壮的树干。只听得“哗啦啦”一阵响，仿佛下起了一场急骤的、红色的雨。颗颗小枣，如散落的玛瑙，似蹦跳的珠玑，噼里啪啦地落下来，在包袱皮上欢快地弹跳着。那景象，真比过年还要热闹。打下来的枣，要摊开来晾晒。我家房顶上，总铺着一领领秫秸编成的箔（方言读bao），收来的枣子便均匀地撒在上面，任由秋日高爽的太阳和干烈的风，一点点地吸走它们的水分。晒好的金丝小枣，皱紧了皮，颜色成了深沉的紫红，掰开来，能扯出千万缕透亮的金丝。母亲说，小枣浑身是宝，能补血，能安神。它们或被我们当零嘴吃了，或被母亲用来烧枣茶、熬枣粥。而大部分，则被仔细地装进口袋，等着收枣的商贩来了，换成我们兄弟的学费、家里的油盐钱。那一棵棵看似寻常的枣树，在那些年月里，实实在在地是我们家的生活支柱之一。

      后来，我离家求学，枣树的模样也在变。不知从何时起，田里那种小枣树渐渐少了，据说是不值钱了。而像冬枣这样肉厚核小、清脆甘甜的新品种，能卖上好价钱。我上中学那会儿，冬枣金贵得很，能卖到十几元一斤，对于庄户人家来说，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家里的树，也顺应时势，被父亲嫁接成了冬枣。记得有一年开学前，学费还没有着落，父母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对我和哥哥说：“今年你们的学费，就指着地里那几棵树上的冬枣了，自己摘了去卖，我们可不管了。”我们听了，并不觉得是负担，反倒生出一种“重任在肩”的豪情。冬枣娇贵，磕碰不得，我们不敢用竹竿打，只能搬来沉重的人字梯，小心翼翼地爬上去，腰间系一个母亲用旧布缝的大口袋，一颗一颗，轻柔地从枝头摘下，仿佛摘下的不是枣，而是一颗颗小小的银元。几棵树的枣子，竟真能凑够我们一学期的学费。那时，指尖触碰着那冰凉的、光滑的枣子，心里盘算着的，是它的分量能换回几本书、几支笔。枣的甜，在那时是掺杂了生活的重量与希望的。

       眼前的冬枣依旧很甜，儿子的欢笑也依旧清脆。只是那需要手脚并用、费尽心思去获取的快乐，那能将一家人的希望与生计都沉沉挂于枝头的枣树，终究是渐渐隐入往事的薄暮里去了。

      我嚼着这清甜的冬枣，舌尖品出的，却是那一缕再也回不去的、复杂而深长的童年滋味。那滋味里，有背心兜里沙沙的摩擦声，有竹竿敲落的红雨，有房顶上铺开的艳阳，也有人字梯上，那个少年指尖小心翼翼的、关于未来的全部憧憬。